编著《中国文祸史》

1933年2月，鲁迅在上海与杨杏佛合影

有些作家大肆宣扬乾隆帝的“大公至正”。皇上明明大兴文字狱，却偏要标榜自己从来不兴文字狱，是“明君”。乾隆六年“谢济世著书案”中，乾隆谕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二十年“胡中藻案”发，乾隆又在上谕中标榜“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朕御极以来，从未尝以语言文字罪人”。其实，就是这个盛世的“明君”，最善于设置文字狱的天罗地网。

　　故宫博物院所辑《清代文字狱档》史料，共选录65个案例，其中大多数发生在乾隆时期。据历史学家们统计，乾隆一朝的文字狱总数达130起以上，定罪拟刑甚为恐怖，最常见的是比附“十恶”大罪之二的“谋大逆”律条，“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正犯处以极刑（凌迟），家属从坐。

1933年鲁迅在跟友人通信及谈话中，表达一个心愿，就是希望编著一部《中国文祸史》。1934年，鲁迅阅读故宫博物院所辑《清代文字狱档》以后，先动笔写了两篇揭露文字狱的著名杂文。

《买〈小学大全〉记》

——“尹嘉铨文字狱案”

一篇是《买〈小学大全〉记》。鲁迅写的是《清代文字狱档》中的一件案例：《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尹嘉铨自己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三品官、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后来又因编纂《小学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许。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尹嘉铨已经致仕（离休享受二品待遇）回到老家河北博野，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却继续求“名”，奏章给乾隆皇帝，求为他父亲请谥、从祀，不料触犯龙颜，招致杀身之祸。

当年四月，乾隆帝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尹嘉铨忽发老来疯，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然而竟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老爹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先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在家中坐等。乾隆帝看到他儿子送上来的奏本“为父请谥”，当即恼了。遂提起朱笔，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尹嘉铨接着又奏上一本，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乾隆帝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承办官员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假道学、伪君子等等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古稀罪”：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杀！

鲁迅对此案的分析判断是：尹嘉铨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为“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尹嘉铨招祸的原因是“不悟自己之为奴”，像阿Q那样，处于奴隶地位却麻木无知。

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合影

《隔膜》——“冯起炎文字狱案”

还有一篇是《隔膜》。鲁迅写的也是《清代文字狱档》中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逞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却很特别，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之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尾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鲁迅对此案作出分析判断：

　　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1934年6月2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又对此案发了一番议论：

　　“顷读《清代文字狱档》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鲁迅与青年谈话。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好好反省——

要有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鲁迅启发我们反省：要认识自己，就必须透过表面的“隔膜”，去理解本质。“不悟自己之为奴”一语，是对身为奴而不自知者的当头棒喝。

　　不认识自己的奴隶地位，又不认识周围环境，这就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的悲剧。纵然尹嘉铨可称是位大学者，冯起炎也是生员，却毕其一生未能认识自己，也未能认识所处社会。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精神上都属于奴隶。

　　直到1936年10月5日、即鲁迅临终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还在谆谆教诲同胞：为了疗救在“妄想”中求得精神胜利的“放心的浮肿”者的心理痼疾，鲁迅劝告这些“闭了眼睛浮肿着”的人，要好好“反省”，并且希望——

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又指出：“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鲁迅晚年希望编著《中国文祸史》的一大心愿，由于缺乏条件，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久，鲁迅病逝了。

在鲁迅时代，当时政府也同乾隆一样标榜自己“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晚清、北洋、国民党三朝，没有一家是公开取缔出版自由的：清末宪法宣称“臣民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均准其自由”（光绪三十四年《宪法》大纲、宣统三年《十九信条》）；中华民国宪章宣称“人民有书信秘密、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的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一九一三年《天坛宪章》）；专制统治者所谓“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所谓“人民有书信秘密、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的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说一套、做一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哪能信以为真呢？

（本文部分内容引用张梦阳、散木等先生有关论述，及《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特致谢忱！）

［附录］

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乾隆帝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命将胡中藻捉拿归案，将其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最后颁谕：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死，死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王锡侯《字贯》案

又有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行面世。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乾隆帝尚未及处理，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贯》序文后的凡例中，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同其他的字悉数开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参劾这本书。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照大逆律问拟。”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为奴；并痛斥海成办事不力，革去职务交刑部治罪，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高晋，因为难辞失察之咎，一番痛骂后受到降级留任的处分。

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

江苏东台的举人徐述夔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楼诗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胡儿”，被暗指满清。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后来乾隆帝称“用朝夕之朝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仇家蔡嘉树检举诗中辱骂清廷，于是酿成大案，牵连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楼诗”者，均一个不漏地查过去。乾隆帝指示：“徐述夔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故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他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满门抄斩。

就连乾隆帝的宠臣沈德潜也受牵连。沈德潜生前曾是乾隆十分赏识，亲自擢拔的首席御用文人，经常蒙召到内廷，赐平身，可以坐下来与陛下谈论唐诗宋词之类话题，很神气一时。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但因为给徐述夔写过传记，又兼写过《咏黑牡丹》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沈德潜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

徐家惨遭灭门不说，当地其他徐姓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无奈隐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马桶里以躲追究。